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谷建芬:谱写心灵的旋律

2013-02-16 14:17   作者:沈黎明 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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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在中国音乐史上,有哪位作曲家跨越两个世纪留下许多经久不衰的歌?

  有哪位音乐教育家能培养出如毛阿敏、那英、孙楠、万山红、解晓东、成方圆等数十位乐坛大腕?

  哪位功成名就的作曲家还在为残疾人谱曲,还在为小朋友带来“歌声与微笑”?

  她就是谷建芬。在五十多载的音乐事业里,她为我国音乐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。在她的政协委员生涯中,她尽心履职。在她所从事的每个领域中,她都会用同样的热情谱写出不同的华章。

  音乐风雨路:“我的歌‘败坏’了中国乐风?”

  从小谷建芬就喜欢唱歌,她有一种朦胧的感觉,觉得歌声带给她的东西是那么美好,有时候又觉得歌声带给她一种说不上来的悲伤,音乐就好像是她生命里不可缺少的部分。

  这种感觉一直指引着她,1942年,父母带着她从日本大阪回到中国大连后,她先是进入旅大文工团,学习钢琴并担任伴奏;又考入东北鲁艺(即东北音乐专科学校,现为沈阳音乐学院)作曲系学习。她把所有时间都给了图书馆,每次都全神贯注的学习到闭馆为止,一位图书馆管理员总是对她的老师说:“这个小姑娘是我看到的学习最刻苦的学生!”

  然而,“文革”期间,由于政治运动的影响,谷建芬失去了学习、工作机会,下放到江苏农村参加劳动改造。“文革”结束后,她重新获得了创作的自由和权利,她到拉丁美洲六国旅行,看到那里的歌手和人民融成一片,歌唱就是他们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。获得启发的她对民间歌曲的创作简直到了着迷的程度,每天坐在钢琴旁一坐就是十几个小时,用一年时间创作了近百首歌曲。

  1980年,国门刚刚打开,谷建芬发现很多小青年整天拎着录音机听邓丽君等港台歌星的歌,却没有喜欢的内地音乐。于是她根据张同枚的词作,吸收流行元素创作出了歌曲《年轻的朋友来相会》。这首歌一经推出,迅速风靡大江南北。谁知没多久,一件让人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,《年轻的朋友来相会》被指责为"30年代上海靡靡之音的翻版”、“是抢班夺权的歌”,甚至有人说“谷建芬的音乐毒害了青少年、败坏了中国乐风”……一时间,各种议论、抨击、批评之声如潮水般铺天盖地而来。面对重重压力,她的耿直劲儿又上来了:“我要听听人民群众的意见,我的歌到底是不是败坏了中国乐风?”

  于是谷建芬和先生邢波带上《年轻的朋友来相会》等原创歌曲,先后到北京大学、人民大学、广播学院、上海同济大学、大连海运学院和一些厂矿企业、中学征求意见。每到一地,她一首歌接一首歌地演唱,再一一讲解,说明为什么这样创作,最后请大家打分或者写评价。结果99%的人都说这些歌非常好,她心里踏实了,坚持创作的信心也更足了。

  值得庆幸的是,当时中国迎来了思想解放、实事求是的春天,谷建芬的行为并未使她遭受厄运,《年轻的朋友来相会》还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选为亚太地区音乐教材。受到认可和鼓励之后,她又先后创作出《妈妈的吻》、《绿叶对根的情意》、《滚滚长江东逝水》等一大批脍炙人口、流传甚广的歌曲。其中上百首作品荣获了“中国金唱片奖”、“全国通俗歌曲创作大赛奖”、“联合国教科文亚太地区优秀音乐教材奖”等一系列国内外大奖。她成为通俗作品在国际上获奖的中国乐坛第一人。同时由于歌好、人好,德艺双馨,她被选为中国音乐家协会副主席。

  “谷班”:流行音乐的“黄埔军校”

  我国著名音乐家金铁霖曾这样评价谷建芬:她是一位承前启后的中国歌曲作家,她对中国大众流行音乐的发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开拓、推动作用。的确,谷建芬不仅为中国流行音乐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,在中国流行音乐歌手培养上也成就斐然。

  谷建芬坦言:“词曲作者创作出的作品再好,如果没有好的歌唱演员二度创作,也难以体现歌曲的内涵和韵致,更谈不上被大众喜爱。因此要推进中国流行音乐的发展,必须培养出一批有实力的好歌手。”正是基于这种认识,1984年她办起了“谷建芬声乐培训中心”。谁也未曾想到,这个花5万元办起来的培训班成了中国流行音乐的“黄埔军校”。

  没有启动资金,谷建芬拿出家中积蓄,又和丈夫东奔西走找熟人借贷,买来一架钢琴、一部架子鼓、几把吉他和录音、音响等设备,在歌舞团领导支持下借来一间30多平米的房间,便“开张”招收学员了。,

  她对学员的选择非常严格,除了嗓子条件外,还定了两条标准——唱歌不能让她感动的不要;人品不好的不要。一脸真诚的解晓东成了她的学生;“孔雀杯”歌赛中仅仅得了第三名的毛阿敏也被她瞄上了;万山红参加“孔雀杯”全国民族声乐大奖赛,获得的名次不太理想,但却引起了她的注意。同时她还规定,学员学习不但不收费,每月还给45元的伙食补贴,这在1984年是一笔不小的数目。

  那英眼下算得上歌坛人气较旺的女歌星了,但谁会知道,当初那英进“谷家班”,还真费了一番周折。谷建芬回忆当时的情景说:“那英当时托人给我听了盒带,还行,问长得如何,来人说一般,我说那再说吧。后来在歌手大奖赛上见了那英,觉得不错。上后台找到她,‘你是那英啊?”是。”你就搬到我们培训班来住吧!’大英子当时就激动地哭了!”

  人才源源不断流人“谷班”,更可喜的是,经过谷建芬等一批关心中国流行音乐发展的音乐人的共同努力,通俗唱法终于登上了中国歌坛的赛场,与民族、美声唱法形成三足鼎立之势,“谷班”也因此名声大振。

  如今,谷建芬留心的不仅仅是自己的学生,对于流行歌坛的现状,她也很关心。“舞台上好似星星满天,而创作上却颗粒无收。”这是谷建芬对当今流行乐坛的评价。作为中国流行音乐的创始人之一,她以政协委员的身份在全国两会上发出“尊重版权”的呼吁,指出国内音乐要良性发展,版权使用的混乱和盗版的泛滥就必须得到有效遏制。她还说,现在有很多年轻的创作人有条件发行自己的作品,这很好。但是创作的范围最好能广一些,关注的内容不要局限在个人生活,否则写出的歌将永远是“我的心伤着你的痛,你的眼流着我的泪”。

  无私奉献:为残疾人谱曲的政协委员

  谷建芬在音乐上所取得的成就,以及她培养出一批又一批的青年歌手,这些事情都是大家所熟知的,然而在三十年前,她还有一段理解、关心、帮助残疾人的故事,却是鲜为人知的。

  1981年,是联合国确定的“国际伤残人年”,当时我们国家只有盲人和聋哑人的协会,没有一个包括各类残疾人的机构。残疾人面临的问题很多,他们渴望社会的理解与帮助。当时有两位重残朋友创作了一首诗歌《希望的曙光》,反映出残疾人的心声。可是找谁谱曲呢?大家想到了谷建芬,两位朋友摇着手摇车,从北京南城到北城,经过半天的奔波,终于打听到她家,怀着忐忑不安、担心遭到拒绝的心情,来到她家的楼下,托人敲开了她的家门。

  谷建芬得知有残疾人采访,因行动不便,不能上楼,立即从楼上赶下采,热情地接待了两位素昧平生的残疾青年,并毫不犹豫的答应为送来的歌词谱曲。不久,《希望的曙光》这支歌就在残疾朋友中广为传唱,鼓舞着一批残疾青年,勇于拼搏、自强自立。之后,她还为残疾青年所作的诗歌《农舍》谱曲。这些歌一次次地打动了人们,给残疾朋友极大的鼓舞,在病残青年的心中,谷建芬的名字,是一批社会知名人士理解、支持残疾人的象征。

  残疾青年们组织的活动,无论是在景山公园的座谈,还是借用工厂大食堂举行的联欢,谷建芬总是有请必到,有时还带来她的学生和艺术界的朋友参加。她说:“我是一名政协委员,有责任鼓励残疾青年奋发进取,奉献社会。”她还在有关单位或会议中呼吁,建议政府成立相关机构,负责残疾人的事务,她给面临困难的残疾朋友许多具体的帮助和热切的关怀,成为残疾朋友们“最尊敬的朋友”。

  随着残疾人事业的发展、各级残联组织的建立,许多当初帮助残疾人的朋友包括谷建芬在内,都将自己的部分生活融人残疾人事业,并以此为荣。用手摇车去请谷建芬谱曲的残疾朋友说:“这一切,与社会各界人士关心、理解、支持分不开,还有谷建芬老师的一份特殊的关爱。”

  为孩子们写歌:绿叶对花朵的情意

  2004年秋的一天,谷建芬到人民大会堂参加一个会议,见到了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吴仪同志。会议休息时俩人聊起了音乐。吴仪对谷建芬说:“这么多年来,你写的很多歌曲年轻人都喜欢听、喜欢唱。不过我发现,现在适合少年儿童唱的儿歌少了点,你能不能在为他们写一些新儿歌啊!”

  听了吴仪的话,谷建芬思想一震:是啊!现在少年儿童能唱的儿歌太少,很多孩子每天听到的、学唱的都是大人的歌,一些歌词内容很不适合他们。但是现在好儿歌歌词又太少,怎么创作呢?

  那一年,除了涉及孩子,的事儿,谷建芬几乎谢绝了一切社会活动和采访。她说,古诗词歌曲对孩子来讲,最重要的是传承文化。一段时间里,她每天都在思索。几个月后,30首带着她对少年儿童一片至爱的儿歌问世了。这些歌曲孩子们喜不喜欢呢?谷建芬心中有些没底,于是她先教自己两个孙女学唱,没想到两个小家伙挺喜欢,她又教更多的孩子学唱,结果孩子们反响异常强烈,都很喜欢,这大大超出了她的想象,几个月来的辛苦劳累一扫而光。

  2009年,谷建芬谱写的新儿歌被中央电视台排演成几个节目,参与了人民大会堂一场大型文艺演出。演出结束后,胡锦涛总书记走到她身边对她说:“您创作的儿歌非常好,孩子们很喜欢。前几天我在家里看中央台的节目时已经看过一遍了。”谷建芬一听,马上惊奇地问总书记:“您怎么看少儿节目了呢?”总书记微笑着回答:“是我小孙子拉我看的,他特别喜欢这个节目,一直要我陪他看下去,我就跟他看完了。”接着总书记亲切地说:“建芬大姐,您做的这件事情非常有意义,孩子们需要这样好听的经典儿歌,希望你坚持写下去o”后来谷建芬几次见到总书记,每次他都十分关心地询问新儿歌创作、发行的情况。总书记的鼓励和关怀,给了她巨大的动力,她说:“他们是花朵和未来,我们就是绿叶。今后,为孩子们创作儿歌,就是我晚年最大的事情之一了!”

  乐谱上的一个黑点,作曲家的一滴血汗。谷建芬十多年前就计划自己到处走走看看,寻找创作灵感,可是事情太多总也脱不了身。但只要有点时间,她就拨弄“豆芽菜”。她苦笑说:“我只能看别人旅游,我只有精神漫游。我这一辈子最放不下的是我的作品,作曲是我与老百姓沟通、对话的最大乐趣。”

  年过七十,到这年龄的人容易回头看。谷建芬说:“与我同时代的人已走了不少,同学聚会时我算最小的。我感慨人生苦短,活着只求做好一件事——作曲。我必须抓紧把手里的事做出来,把一大堆半成品整理出来,以我现在的能力和水平尽量做好。以后我走了,家属不可能来帮我整理,我的谜底必须自己揭开,我心灵的旋律不能让它们烂在我肚子里。”